名人：U盘之父：邓国顺

　　 我相信大家都U盘认识？可对它的发明人，想我没有几个人知道？U盘发明人：邓国顺，

 　    1967年出生 于湖南，毕业于 中山大学 计算机专业本科，后来又到 中国科学院北京计算机中心取得 了硕士学位并在联想公司任职，
　　 90年代初期留学 新加坡，曾担任亚太地区Philips公司系统经理，后与成晓华共同研制出世界第一款闪存盘，取名优盘，在全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闪存盘行业。

　　 1999年回国创业，成立深圳市朗科科技(Netac)有限公司，任总裁至今。

　　 2002年7月，朗科科技公司正式获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闪存盘"发明专利权，该专利权填补了我国在计算机存储领域20年来发明专利的空白   邓国顺也因此被业界誉为  "闪存盘之父"。

        1992年年初，邓国顺在中科院计算中心拿到他的计算数学硕士学位后，选择去了联想。去联想对邓国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个湖南伢子生于1967年，18岁考上中山大学计算机系，学的是计算数学及其应用软件，之后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孙家昶门下读硕士研究生，方向是并行处理。从中科院毕业，学的又是计算机，到中科院旗下一家计算机公司——联想去上班，所有人都认为是顺理成章。联想软件中心当时的负责人是袁保矶，也是中科院出来的，跟邓国顺的导师很熟，现在已经退休。

　　1992年的倪光南依然是联想总工，不过，倪光南对联想软件中心的事情过问不多，倪光南那时主要管联想研发中心。

　　倪光南出自计算机所，邓国顺的老师孙家昶现在是软件所的专家，当时在计算中心；两个人虽然专业领域有区别，但都是计算机这个大方向，又都在科学院的大院子里进进出出，因此多少有些熟。因为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原因，邓国顺在陪老师参加学术会议时与倪光南见过几次面，给邓国顺印象最深的是倪光南的谦谦君子形象。

　　由于平时见面有些多，所以当到联想上班时，邓国顺见到倪光南反而没有什么感觉。在当时中科院尤其是中科院计算所和计算中心的人和联想之间关系还很密切，大家都很熟。回忆起当时的时光，邓国顺有种家的感觉。

　　邓国顺在联想住的是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睡在邓国顺下铺的兄弟是倪光南的学生。

　　联想给邓国顺开的价钱是每个月300元，半年后调整到400元，任务完成好的月份，邓国顺能拿到500元。那时联想软件中心还不太时兴年终奖，年底也就是500块的样子。

　　在联想期间，邓国顺做程序开发工作。当时联想软件中心做很多东西，诸如UNIX汉化，WINDOWS汉化以及编辑器等等。邓国顺做的第一个活是DOS下的编辑器，那是DOS为王的时代，中文DOS系统还没有流行开来，因此DOS下的编辑器写出来后还很有市场需求。

　　在联想呆了一年，邓国顺虽然很快乐，但总觉得不甘心。1993年前后的联想正经历着诸如技工贸和贸工技的争论，联想软件中心的作用逐渐边缘化，而且所做事情也多是本土化的工作，前途的不明朗和工作缺乏创造性交杂在一起，联想软件中心的吸引力对于邓国顺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显得越来越弱。

　　这时候，一家新加坡的公司来北京招人，这家叫Aztech的公司当时在新加坡相当有名气，在新加坡，其实力和规模仅次于创新公司，是新加坡第二大多媒体公司，也是家上市公司。

　　邓国顺是从他以前的一个师兄那知道这个消息的，他的几个同学和师兄在新加坡工作，大家经常互通信息。

　　邓国顺赶到假日酒店去应聘，参加Aztech公司的面试。参加面试前要填写自己的简历，邓国顺很快把简历写完了，中山大学本科，中科院硕士和联想工作一年的经历对一个只有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份不错的简历。

　　面试的时候邓国顺有些紧张，1993年前后的中国，还没有多媒体这个概念，邓国顺也只是读硕士的时候读过几篇相关的毕业论文，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这时候，他良好的计算机专业背景帮了他的忙，特别是他在联想做过的工作让他赢得不少印象分。

　　面试邓国顺的是那家新加坡公司的技术总监，问了邓国顺一些技术问题，邓国顺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些回答。

　　出来的时候邓国顺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被录取了，尽管他知道他答的未必是标准答案，但他知道，多媒体反正是新的，国内没有人搞过，找有经验的基本不可能，因此找的是一些基础比较好的，有创新精神的人，而这两点，邓国顺觉得自己都具备。

　　果然，在30位面试者中只产生了3位幸运儿中，邓国顺是其中一位；其他两位一个在新加坡做Intel的产品经理，一个现在美国做半导体研发。邓国顺跟他们时常还有联系。

　　Aztech公司给邓国顺开的条件是每个月几千新币(新币与人民币的比例大概是1比5)，也就是月收入1万多人民币的样子；1993年的时候，一年有十多万人民币左右的收入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因此，邓国顺没有还价，就签下了合同。

　　拿着跟Aztech公司签的合同，邓国顺顺利的办理了去新加坡的签证，从此开始了他6年的新加坡生涯。

　　飞利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在新加坡，邓国顺作为打工仔一共呆过3个公司，第一个是Aztech公司,第二个是Digital Resoures，第三个是新加坡飞利浦。每个公司邓国顺都呆了一年多一些。

　　与第一个公司——Aztech公司相比，Digital Resourses是个小公司，只有30来个人，只有Aztech公司的十分之一，由于规模小，这个公司在岗位设置上往往一专多能，邓国顺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应聘了这个公司的技术支持岗位。有意思的是，这个岗位很重要的一项职能是参展。参展的经历让邓国顺受益匪浅，不仅让他知道了如何推广新技术和新产品，更让他在不断的展览会中积累了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基本判断。邓国顺在Digital Resourses收入稍微高一些，这也是当时在新加坡一个工作一两年的软件工程师的基本水准。

　　Digital Resourses是一个做Windows下软件开发的公司。公司在邓国顺工作期间开发了一款关于Windows下的中文编辑器，新加坡用中文的人还是很多，因此这款产品的销路还不错，不过，由于新加坡中文水平多停留在说的层面，用中文的文字表达就不行了，因此软件卖的越多，邓国顺这个技术支持就越辛苦。

　　其中的一个客户是新加坡飞利浦。

　　邓国顺的公司和新加坡飞利浦很近，只有一站地。每次一出问题，邓国顺都能在10分钟内达到现场。让邓国顺啼笑皆非的是，有时候根本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怎么使用中文的问题。比如如何用中文的方式写信啊，甚至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生僻的中文字词不会写把邓国顺找来。每次，邓国顺都会笑呵呵的把事情处理好；这个软件其实才卖几千新币，也就是邓国顺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这种价格下的软件技术服务本来不用这么周到。但在邓国顺看来，技术支持就是给客户解决问题的，只要客户高兴，他就愿意去做。

　　当时的新加坡飞利浦是飞利浦亚太区的总部，已经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市场，有大量书信与国内的合作伙伴进行往来，这种情况下，寻找一个懂中文、有技术背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项目经理被提到新加坡飞利浦的议事日程上来。邓国顺无疑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人选。

　　于是，在一次技术支持服务完成以后，新加坡飞利浦向邓国顺发出邀请。

　　飞利浦是全球知名的电子工业巨子，收入也比邓国顺前面两家公司高；所提供的岗位在与市场的结合上，比邓国顺原来做的技术支持更进一步。更重要的是，新工作有经常到内地出差的机会，对于1993年出国后就没有回过国的邓国顺来说，诱惑力可想而知；因此，邓国顺毫不犹豫的接受了邀请。

　　邓国顺在新加坡飞利浦的第一个单子是竞标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一个项目，总标的超过20多亿人民币。飞利浦希望竞标成功的是福州机场的电子显示屏系统和大众广播系统；两个项目加在一起超过1000万美元，近1个亿人民币。

　　当时从新加坡到福州没有直航的航班，需要到香港启德机场转机，从新加坡到香港需要3个半小时，从香港到福州需要1个半小时，加上转机的等待时间，每次都需要大半天时间，很多时候，都是一大早从新加坡出发，晚上才能到福州。每次，邓国顺一般都是住半个月时间。

　　在福州，邓国顺一般都住福州的千福宾馆，四星级；一个标准间300多块，邓国顺觉得不贵。第一次到福州，邓请机场竞标的相关管理人员吃饭，就在所住的酒店下面请的客，花了800多块，吃的是海鲜。大家吃的很高兴，邓国顺也觉得这是国情需要。在以后的大半年内，邓国顺请相关管理人员吃饭吃的最贵的也就2000块；很多时候，邓国顺都是去工地一起与对方吃盒饭，那时机场路还没有修好，从市区到工地要跑2个多小时；一次，去机场工地半路上下雨，路上足足用了4个小时。

　　不过，除了请人吃饭外，邓国顺没有使用任何盘外招。

　　竞标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厂商都是西门子这样的国际化大公司，加上是世行贷款项目，因此竞标是在完全公开和公正的前提下进行。邓国顺记忆最深的是，经常为了一次陈述的机会，邓国顺和他的同事们要准备一小车材料，而陈述只花20分钟；之所以要准备这么多材料的原因是每次陈述的时候都是一个超过10人的专家委员会提问，而竞标的都是大公司，大家都准备的很充分。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竞标的最终成功让邓国顺很振奋，他感到了祖国的变化，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开始对规则更加尊重，都开始谋求与国际的接轨。这更加坚定了邓国顺当时回国创业的决心。

　　一切都在等待机会的到来。

　　成晓华优盘

　　1998年的春节，邓国顺约几个新加坡的华人一起聚会。

　　每到春节，在海外的华人总是会聚集在一起，交流信息，互通有无。这是邓国顺在新加坡过的第4个春节，也是第5个年头。让邓国顺没想到的是，这个春节一过，他会在国内开始他的创业生涯。尽管对此，他从到新加坡就开始无比憧憬。

　　在邓国顺参加的春节聚会中，成晓华都是必选项；成晓华学的也是计算机，硕士也是在中科院念的，但是在自动化所；成晓华来新加坡的时间只比邓国顺晚一个月，而且来新加坡的第一家公司也是Aztech公司，机缘巧合的是，当时他们还住一个房间；两个人的共同点还有，都是湖南人，都喜欢在一起打乒乓球、台球或者一起去游泳，新加坡是个岛国，游泳池到处都是；两个人最大的相同点还在于两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和欲望；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邓国顺的方向偏软件，而成晓华的方向偏硬件；在性格上，邓国顺相对外向一些，而成晓华相对内敛一些。种种的同与不同造就了邓国顺和成晓华这对黄金拍档。

　　1998年春节的邓国顺已经离开了新加坡飞利浦，就在邓国顺离开新加坡飞利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晓华进入新加坡飞利浦。

　　邓国顺决定单干的逻辑清晰而简单，从软件工程师到技术支持到项目经理，自己都能胜任，那么，自己为什么不尝试着自己创业呢？

　　新加坡的公司名是用英文注册，邓国顺给自己的第一个新公司取的名字是个组合词——Prolead，意思是领先。创新的种子这时候已经在邓国顺脑子里生根发芽。

　　邓国顺的新公司主要是为新加坡高科技公司做外包服务，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讨论的印度模式。这个公司运营一年下来，也挣了点钱，但邓国顺知道，帮人做外包、做服务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做产品，做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才有机会做大。做什么样的产品，成为邓国顺的最大心病。

　　在1999年的春节聚会上，邓国顺和成晓华又一次为做什么样的产品而讨论起来，讨论来讨论去，两个人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要做就做一个复合型的产品，不是单纯的软件，也不是单纯的硬件，应该是个软硬结合的产品。突然，邓国顺和成晓华都想起了自己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想起了一段时间来困饶自己的一个难题。

　　由于工作的需要，邓国顺经常需要将自己笔记本电脑的数据备份到台式机上，或者需要和别的电脑交换数据量比较大的文件和程序。当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用压缩软件将文件压缩或者分割，然后用软盘进行切换，但新加坡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天气很潮湿，因此软盘很容易坏，而且容量小的问题很难克服。而移动硬盘又太大，而且使用寿命也不长。

　　加上邓国顺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是外置软驱，常常在使用一半时需要用软盘，再关掉电脑插上软驱，并且走到哪里都要把笨重的软驱带上，非常麻烦。邓国顺从解决自己的难题为出发点，想到了做一款世人从未见过的移动存储器，一种更小巧，更稳定，容量更大的盘，邓国顺给他想了个名字，叫优盘。

　　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就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产品吗？想到这里，邓国顺和成晓华有些兴奋，他们觉得这样一个产品将是划时代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春节过后，邓国顺和成晓华回到深圳，在罗湖水产大厦租了一套96平米的二房一厅的套间，厅做会议室，大的一间房间做经理室，另一间做开发室和卧室，就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下，朗科开始起步。

　　对画家来说，最难画的是诸如神仙鬼怪这类的作品，而不是花草鱼虫，因为前者无法临摹，无标准可言。邓国顺和成晓华在开发优盘上遇到的问题也是如此。优盘的开发主要解决的问题有，如何取电的问题，如何稳定存储的问题，如何让系统认优盘为标准配件的问题，这些或软或硬的问题在朗科没有解决前还没有人去尝试，更没有可以参照的方案和标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邓国顺和成晓华没日没夜地做测试，用坏了四台电脑。

　　邓国顺和成晓华确定的方案是用闪存芯片来做整个闪盘的存储核心，但当时闪存相当的贵，而且在内地根本没处买到，最后邓国顺在新加坡花了244新币买帝盟32M的MP3,然后把32M闪存芯片拆分成4块8M的闪存芯片，制造出4个8M粗糙的样品。

　　1999年5月，深圳朗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注册资本30万，邓国顺和成晓华每人投了15万，各占一半的股份。

　　沙丘大道Trek

　　样品做出来后，邓国顺和成晓华就开始四处找投资。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上半年，正值风险投资最疯狂的时候，朗科要求的也不高，200、300万人民币即可，而且回报率也很高，两年就能收回；邓国顺本以为，这样一个投资小，回报率高的项目很容易找投资，但事实是，当时没有人理睬他们，那时受追捧的都是.COM。

　　邓国顺最初想找国内大的IT公司进行融资，当时的朗科除了样品本身以外，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市场能力，统统没有，而这些，国内很多IT公司都具备。邓国顺的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让他秉信专业分工的道理，在他看来，他和成晓华完全可以用专利和技术入股。

　　直到今天，邓国顺也认为，朗科虽然开始推出优家族系列产品几十款，但朗科一直笃信自己的“成为移动存储和无线数据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先者”定位，因为专业，所以值得信赖。

　　邓国顺找的第一家公司是同在深圳的长城公司，经当时长城投资部的一位项目经理引见，邓国顺和成晓华以及两位律师，在深圳科贸园长城大厦的最高层，见到了王之。王之在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大会议室接待了邓国顺一行。第一次找投资，邓国顺很兴奋，准备的也很充分，市场分析、投资回报、技术介绍、合作模式应有尽有。邓国顺大概讲了3个小时，会晤以王之问了几个问题而结束。过了几天，长城明确给出答复，兴趣不大。邓国顺吃了第一个闭门羹。

　　在深圳，深圳开发科技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不过，最终在高层审核时被拿下。

　　之后，邓国顺又到北京找机会，先后找了联想、紫光、同方等,把国内知名的大公司找个遍，不过，一圈下来还是没有人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邓国顺和成晓华决定去硅谷碰碰运气，在硅谷，邓国顺和成晓华见过10多批风险投资商。在著名的沙丘大道，也就是摇棵树都能跳下几个风险投资商的地方，一家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对朗科感兴趣，决定给朗科投100万美金，唯一的条件是要在美国开公司，邓国顺和成晓华一合计，优盘的市场主要在国内，而且两个人好不容易从新加坡回到国内，再出国有些走回头路的感觉，加上在美国的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综合这些因素，邓国顺和成晓华回绝了美国之行唯一的一家对他们感兴趣的风险投资公司。

　　一切都泡了汤。这时是2000年6月。

　　朗科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境。邓国顺和成晓华开公司凑的30万早就用光了，两个人都在用自己在新加坡积攒的积蓄支撑着，邓国顺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最后没有找到投资，两个人决定重新回到新加坡，再开公司，再打工，重新再来。

　　在邓国顺和成晓华看来，只要专利在手，知识产权在手，任何时候跌倒都可以再爬起来。

　　在国内和美国相继受挫后，邓国顺和成晓华决定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新加坡，一个他们曾经工作学习6年的地方。两个人基本做了个分工，邓国顺在国内打理公司，成晓华则去新加坡寻找投资。

　　成晓华找到了Trek，Trek是东芝在新加坡总代理，对闪存有很深的理解，他们对朗科的产品很感兴趣。Trek提出的条件是朗科要让Trek做代工，这正合邓国顺和成晓华之意。

　　成晓华想了想，还是决定给国内的邓国顺打国际长途电话。

　　电话那头，邓国顺听完新加坡Trek开出的条件，觉得可行。

　　成晓华回到会议室，郑重的在文件上签字。Trek投资300万人民币，占朗科20%的股份。邓国顺和成晓华占80%。

　　2002年初，深圳创新投资投入3000万人民币，成为朗科的又一股东。

　　邓国顺和成晓华目前在朗科的股份为53%，依然是一人一半。

　　鲁文

　　2000年7月，朗科在太平洋电脑网上打了公司的第一个广告，6000元。主要推两款产品，8M的一款标价是599元，16M的一款标价是999元。

　　价格便宜是邓国顺选择在网站上做广告的基本出发点，这时候的朗科不仅要卖产品，还要卖吆喝，拿邓国顺的话来说，要先当老师。作为一个行业的开拓者，邓国顺觉得“朗科”有责任先“教育用户、培育市场”，先让用户认识、接受这个产品，再回过头来把自己的品牌做大。于是朗科投入整整了一年半的时间，打广告、写文章、搞活动，让用户试用产品，专门用来做用户的“老师”，让他们认识、试用、接受闪存盘。由于是首创，市场上并无对手，朗科虽然做的很辛苦，但成长的也很快。

　　2001年4月，此时离朗科提出专利申请的时间1999年8月有18个月，按照专利申请的程序，此时的朗科的专利申请进入技术方案的公开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征求异议期。

　　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竞争对手一下子冒了出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

　　2001年，市场上陆续出现了10多家企业生产闪存盘产品；2002年，随着优盘为消费者广泛接受，闪存盘厂商暴增到100余家，市场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

　　由于这一行业为全新行业，行业标准尚未确立，市场上的产品鱼龙混杂，甚至出现以二手芯片或半成品芯片(“邦定”芯片)加工的闪存盘。由于大部分厂商没有技术贮备，为了抢夺市场，价格就成为最常见的手段，并不基于技术的价格战烽烟四起。

　　第一个挑起价格战，也是第一个跟朗科唱对手戏的是朗科的同城兄弟鲁文，打开鲁文的网页，发现鲁文对自己有这样一段描述：“北京鲁文伟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主要从事移动存储产品技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以高科技为支柱的民营企业。”

　　而2001年7月，鲁文总经理王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称，鲁文是1992年起家的，靠的是其自主研发生产的CST显示器，起家之地也并非北京，而是深圳。

　　对于刚刚起步的朗科来说，1992年成立的鲁文无疑是邓国顺创业以来第一个强劲对手。2001年下半年，朗科和鲁文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双方拼广告，拼销量，拼价格。双方还在专利问题上打起口水战，鲁文声称自己技术合作伙伴是清华大学博士常促宇先生，常促宇在1999年朗科公司开发出优盘前，其相关发明就曾在清华大学获奖并公布于众。

　　不过，到了2002年，鲁文却无声无息下去了。原因是鲁文在说自己销量时牛皮吹大了，被深圳市税务局查出偷税漏税。2002年，鲁文将营销总部迁到北京，不过，这时候，闪存盘市场的风云已经突变，一线品牌没有鲁文的影子。

　　击退鲁文让邓国顺认识到一个道理，口水战不能成就一个企业。不论是在公司内，还是接受记者采访，邓国顺都喜欢说一句话：我们要规范。

　　华旗

　　2003年1月2日，朗科发布声明，宣布与北京宏基讯息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Acer(宏基)充分尊重并承认朗科的知识产权，承诺全面停止销售USB闪存盘系列产品；双方有进一步战略合作意向，具体细节正在商讨中”等。至此，朗科对北京宏基、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光辉电子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台均)等五家公司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终于有了第一个结果。而朗科与华旗、富光辉(也就是华旗迷你王系列产品的代工者)之间的官司仍在进行中。

　　邓国顺很早就知道华旗总裁冯军的名字，华旗在中国IT分销商中做那么大，邓国顺不可能不知道。

　　邓国顺甚至想过跟华旗做生意，2001年9月，现任朗科公司大客户部主任，原北方销售经理周华林找到华旗，想让华旗代理朗科的产品，并留下全套报价和技术资料。

　　2001年国庆刚过，华旗推出了迷你王系列产品，价格制定和渠道政策对着朗科而来。

　　邓国顺感到不可思议，他采取了他认为最能表达自己当时感受的方式，2001年底给华旗发律师函。

　　出乎邓国顺意料的是，华旗对于朗科的律师函不理不睬。

　　让邓国顺无奈的是，按照国内专利申请的相关规定，一旦专利进入公开阶段，只能享受名义上的保护，任何侵权行为完全可以解释成为异议所做的初期尝试。

　　朗科的专利公开时间是2001年4月份，专利一公开，秘密也就没有了。

　　邓国顺只有等专利尽快批复下来。

　　2002年7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朗科提出专利申请两年零八个月之后，批准了朗科的专利申请。

　　此时，专利在手的朗科当仁不让，于2002年9月16日，以发明专利权受到侵害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北京华旗咨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宏基讯息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光辉电子有限公司以及有关的代理商。

　　华旗没想到专利这么快能下来，接到传票后华旗这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复审申请，提出从专利公告上发现朗科科技公司的99117225.6号《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发明专利属于无效专利，并提供17条理由以供检查。

　　2002年9月27日晚20时，给邓国顺打了一天电话没有结果的冯军，给邓国顺发了一条短信息，内容如下：

　　邓总，久闻大名，仰慕的很，现就专利一事提出以下建议，请斟酌：

　　1中国专利无效请求

　　2欧洲专利无效请求

　　3关于艾盟专利与大家关系进行磋商

　　4关于侵权官司的妥善解决

　　我希望今明两天能与邓总面谈，北京、深圳都可以。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完全可以一起把闪存盘这个市场做大。

　　邓国顺没有回这条短信息，一个理由是之前的电话里冯军的语气让邓国顺读出些威胁的味道，邓国顺很不舒服；另一个理由是一年以前朗科就要求合作，但从未得到华旗的答复，邓国顺觉得事情到这一步了，没有必要再协商什么，大家完全可以照章办事。早干嘛去了呢？

　　2002年年底，邓国顺在参加一家专业媒体举办的年会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冯军面对面。邓国顺称呼冯军冯总，冯军回了一句邓总，寒暄的时候两个人相互换了名片。换完名片后，邓国顺就没再和冯军说一句话，邓国顺觉得时间太短，就是想说也说不了什么。

　　年会完了要拍照，邓国顺选择了二排居中的位置，冯军也是第二排，不过，他的位置靠右边一些。“我们大概差7、8个位置。”对于冯军的位置，邓国顺记忆很深刻。

　　邓国顺没有理由不对冯军记忆深刻，在过去的一两年间中，诸如“艾盟之争”和“假闪存联盟”的故事让邓国顺领略到非常手段的厉害。

　　后来被业界誉为“闪存盘之父”的邓国顺最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很多明明是自己占理的事情，为什么对手总是会出这种那种的盘外招，邓国顺不认为这是中国国情。

　　>>附录

　　邓国顺答记者问

　　记者：朗科去年(2002年)做了多少销售额？

　　邓：2.5个亿，明年是5个亿。

　　记者：有多少利润？6000万？

　　邓：毛利肯定在这个以上，纯利这个不好说(笑)。

　　记者：朗科和华旗谁的闪存销售量高一些？

　　邓：当然是我们。我们去年只做闪存盘，我们做了2.5个亿，华旗没做到这个规模，而且我们的产品价格比它的高。

　　记者：怎么保证你们的数字是真实的？

　　邓：我们敢说这个数字就敢对这个数字负责，我们要交税的。我们最多的一个月交税超过200万。而且我们每片都有序列号，都可以查，这个假不了。

　　记者：怎么保证你们明年的销售额能翻番？

　　邓：我们的优盘可以保持高速增长，另外我们已经有新产品推出，我们将推出优信通，一款适用于GRPS标准的无线上网的存储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在一年多前就开始投入研发，我们认为这个会启动一个不亚于优盘的市场。我们还有很多新产品的设想，在未来一两年来，我们将陆续推出。

　　记者：朗科有多少人，其中有多少研发人员？

　　邓：现在我们有300人，其中研发人员100人。我们刚从美国请了一个有10年研发经验的博士，麻省理工毕业的。我们副总裁成晓华、技术总监向锋都是技术高手，我本人也是搞技术出身的，我们的技术背景很强。

　　记者：可不可以这么说，你们的研发比华旗强，但在市场方面，华旗比你们强？

　　邓：华旗的市场的确很强,特别在媒体关系上，他们比我们强。不过，在渠道上，我们也不差。他们的出货比较乱，我们很规范，3月我们刚开完全国代理商大会，我们把我们的渠道管理重新划分成7个区，我们今年会精耕细作。今年，我们相信我们能拉开距离。

　　记者：有没有可能与华旗和解？

　　邓：那要看他们了，他们如果愿意交专利费的话！

　　记者：专利费是不是很贵，贵到其他厂商承受不了，乃至无法跟你们竞争？

　　邓：贵是他们自己猜的，其实不贵。

　　记者：具体多少？10块，还是20块？

　　邓：差不多。

　　记者：一旦专利复议后朗科胜，朗科会不会一家一家收专利费？

　　邓：怎么会呢？100多家厂商呢，怎么能收得过来呢？想收也收不过来！只能收几家大的。我们更多的是为规范市场，现在很多企业都是短期行为，打价格战。

　　记者：朗科代工和自有品牌之间比例是多少？

　　邓：代工不会到3，大概两成多一些，自有品牌是大头。

　　记者：朗科有自己的工厂？

　　邓：帮我们做加工的工厂有3家，我们自己有一家工厂，主要是做品质管理的。

　　记者：专利标准没有争议后，朗科会不会放弃自有品牌？专门做代工！！

　　邓：不会。很多公司都是一边做品牌，一边做代工，台湾的很多公司都这样。

　　记者：有没有这种可能，专利复议朗科胜的当日，华旗收手不干，转而投向其他领域？或者这个领域的主导厂商把价格杀烂，即便专利下来也没有多少油水？

　　邓：那我们会让他们作出赔偿的！

　　记者：按什么赔偿？

　　邓：按卖多少片来，一片多少钱，做个乘法。有的厂商不是自己吹自己出了多少片的货吗？那就按他们吹嘘的数字来。

　　记者：为什么要这么做？

　　邓：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研发，我们做的创新，我们为此投入了几千万，我们不可能就这样白白付出。